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孤鸿萍影之霏霏“细语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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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水素女及其螺壳里的爱情传奇(转)  

2005-12-29 15:52:29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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螺女传奇的三种起源

 
田螺姑娘传奇,是中国单身男子奉献给历史的最奇特的梦想。它是农夫或渔夫的诗篇,谱写着农耕时代的家园之歌。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汉人那样,从一种如此形貌猥琐的生物那里,不倦地探寻着世俗情欲的秘密。

这个故事的最初源头,来自西晋束皙所撰《发蒙记》一书。它扼要地记载福建侯官(今福州闽侯)的光棍渔夫谢端,曾在海中捕捞到一只大螺,里面藏有一个美女,自称是天上来的白水素女,天帝可怜他贫穷,所以派她做他的妻子。这个短小的故事包含着“光棍叙事”全部元素:贫困的单身汉,平白无故得到了上天的赏赐――一个藏身螺壳的美丽妻子。它是董永七仙女故事的孪生兄弟。
 
南朝人任昉编撰的《述异记》,也谈及了谢端故事,说谢端为人性格端正,不近女色,一次在海边观涛,得了一只大螺,把它割开后,发现里面藏着一个美女,自称是天上白水素女,说天帝欣赏他行为纯正,派她当他的妻子。但谢端竟不知好歹,以为是个妖精,大声呵斥,赶她离开。仙女只好叹息一声,升云而去,好端端的一段佳缘,被他本人的可笑理念所断送。

《述异记》显然是《发蒙记》的一个反转的镜像,出自儒学家的颠覆性改写。它的目的是把那些光棍改造成目不邪视、自我压抑的道德家。但它巧妙利用原有的情欲叙事,进行不动声色的手术,将其成功地转换为道德规训。这种古老的叙事技巧令我们望尘莫及。

除了《述异记》,民间还流传着一种更为庸俗的版本,其用意是把海螺由情欲的对象,变成一台纯粹的粮食制造器,以帮助那些光棍度过饥饿岁月。宋代无名氏《锦绣万花谷》前集卷五所引《坡诗注》就向我们宣称,在被谢端发现之后,那位下凡的螺女怏怏离去,却慷慨地留下了她的空壳,说是“君有所求,取之于螺”,出门后就不见了踪影。以后每当食物短缺,谢端只要去探看田螺,皆能如愿以偿,得到必要的口粮。这件非凡的宝物,据说一直传了好几代,但此后的下落,却无人知晓,不知道是被上天收回了,还是由哪个幸运者秘密地藏着,或者静卧在某座无名池塘的深处,被千百年的淤泥所掩盖,目击着中国人度过漫长的饥荒年代。
 
穷汉谢端的桃花运
 
陶渊明撰写的《搜神后记》,没有步《述异记》的伦理后尘,而是在《发蒙记》基础上加以扩展,细化为一个动人的情欲故事,它描述谢端幼年时就父母双亡,成了孤儿,所幸被好心的邻居收养,一直到年十七八岁为止,品行端正,从不干出轨之事。后来自己出去住了,也始终没有机会成婚。乡人看他可怜,就立下乡规,大家一起帮他找媳妇。而谢端本人则“夜卧早起,躬耕力作,不舍昼夜”,很像是一个牛郎式的勤勉农夫,但因实在太穷,婚事方面终究没有任何进展。
 
后来谢端在附近发现了一只大螺,形如三升大的水壶,以为是件宝贝,就拿回家放在水瓮里,养了好几天。谢端每天从田野耕作归来,家里都有热气腾腾的饭菜,以为是好心的邻居所为。就去感谢那个邻居,不料对方说:“俺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情,谢俺干哈?”谢端以为邻居没有理解他的意思,再次前去酬谢,邻居笑道:“你已经自己娶妻,偷偷藏在家里烧菜煮饭,却还要说俺帮你?”谢端“默然心疑,不知其故”。

为了弄清事实,谢端这天出工干活,却早早地返回,躲在篱笆外偷看,但见一个少女从水瓮里爬出,到灶台下点火治炊。谢端进门到水瓮边去查看大螺,那里只有一个空壳,就到灶前问道:“这位新来的姑娘来自何方,为何这般帮我做饭?”少女神色惊惶羞涩,想要回到瓮中,却被拦住去处,只能如实说出自己的来历:“我是银河的白水素女,天帝可怜你少从小丧失父母,品行端正,因此派我帮你打理伙食,十年之内,助你发财娶妻,然后自会离去。但你平白无故偷看,使我真形败露,不便继续留在你家。你以后还是要好好劳动,我留下的这只螺壳,可以生出米来,不会让你饥饿。”谢端百般恳求她留下,却始终不肯。当时突然风雨大作,螺女随即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为了纪念这段奇缘,谢端为螺女立下神位,时常加以祭祀。他的生活虽没有暴富,却从此变得丰足起来,于是就有乡人把自家女儿嫁给他为妻。谢端的生命高峰,就是当上了县令,成为国家官吏的模范成员。这是来自螺女的馈赠,她遗下的螺壳,彻底改变了一个光棍农夫的命运 。

这是有史以来叙述最完备的海螺(田螺)姑娘故事,它隐含了情欲和温饱的双重命题,也就是农业时代光棍的两个基本愿望,同时又给定了一个受奖的道德前提,那就是必须是孤儿并且品行端正,这两项标准与其说来自天庭,不如说来自朝廷,它旨在收编那些符合道德规范的政治弃儿,把他们纳入庞大的国家行政体系。
 
环保志士吴堪的白螺艳福
 
晚唐皇甫氏所撰《原化记》,收录了吴龛(后改作吴堪)的故事,其事迹与谢端非常相似,但发生地点却被移置到江苏常州义兴县,而主题更是由国家主义道德转向“环保”,并且注入了抵抗国家霸权的冲突性元素――

从前有个叫做吴堪的鳏夫,身为县里的小吏,性情恭顺,还是个开展环保运动的民间志士。他家面临荆溪,常在门前用竹篱遮护溪水,不让它遭受污染。每天从县里办公归来,总是临水看玩,又敬又爱,也算是一种光棍的情感寄托。
 
几年以后,吴堪偶然在水边捡到一只白螺,就带回家用水养了起来。从此回家时都有了喷香的饭菜。邻居的母亲告诉说,他每天上班后,就有一位十七八岁、衣服轻艳的美丽女子来置办饭菜。吴堪疑是白螺所为,第二天假装出门,躲入邻家去偷看究竟,但见一个女子从他屋里出来,又进了厨房。吴堪赶紧推门进去拜谢,美女解释说:“上天知道你敬护泉源,工作勤快,又同情你孤苦一人,派我为你操持家务,幸好你看见了真相,不至于怀疑我的来历。”从此螺女成了他的媳妇,夫妻间的万般恩爱,自在不言之中。

环保故事讲到这里,本应功德圆满,但反抗暴政的戏剧还尚未开始,因而下面的情节,成了一场险象环生的叙事突变――

当时的县令听说吴堪的艳遇,垂涎三尺,意欲横刀夺爱,设下了陷害他的计谋,然后召来吴堪说:“我要虾蟆毛和鬼臂这两件东西,今晚就来衙门交货,不然就严加重罚。”吴堪回家后神色忧郁地告诉了爱妻,妻子劝他不要担心,转身出门,不久就为他找来了这两件古怪的物事。

县官第二次召见吴堪,又故技重施说:“我要蜗斗(有的本子记作“祸斗”)一枚,你马上为我找来,否则会大祸临头。”吴堪回去告诉妻子,妻子又为他牵来了那头名叫“蜗斗”的怪兽,大小和形状都很像狗类。吴堪把怪兽送给县官,对方见了后勃然大怒:“我要的是蜗斗,这分明是狗嘛!又问它有什么特别的能耐。吴堪说它能吃炭火,也能排泄粪火。县令于是烧红了木炭让它进食。蜗斗吃了后,排在地上的粪便都变成了火团。县令怒道:“此物有屁用?”正准备加害吴堪,火焰猛然烧起,迅速点燃了整个县衙,烟尘之大,一直随风飘到城门,县令及其全家都在火灾中化为灰烬,而吴堪和他的螺妻却从此失踪,变得杳无音讯,想必是逃亡到了某个世外桃源。男女主人公的这种谢幕方式,正是专制时代的奇异特色 。
 
田螺和女阴的秘密联盟
 
《原化记》版的螺女故事,无疑是古典自由主义者的阐释结果,它要向我们表明小公务员反抗的正义性。他是如此勤勉地为政府工作,而又酷爱自然,却还是成了专制权力的蹂躏对象,这足以验证这个世界的黑暗性。奇怪的是,巨大的火焰和螺女所代表的水世界是截然对立的,却统一在抵抗的意识形态结局里,为中世纪的苦闷提供出路。

但螺女故事不应当承载如此沉重的政治语义。我已经说过,它仅仅是一种与温饱和情欲相关的愿望,被编织在螺的意象里,成为单身男性农民的美妙春梦。

螺在中国文化象征图谱里是多义性的,它是藏传佛教的神圣法器,是水手传递消息的嘹亮号角,但在汉人的日常生活里,它却因自己的柔软潮湿的身躯、螺状旋紧的洞壳,以及强大的繁殖力,成了模范女阴的隐喻。

《水经注》曾经记载说,贞女山下有人形巨石,高达七尺,状如女子,相传有女载这里采螺,突然遇到风雨,白天黑得犹如暗夜,而采螺女忽然化为巨石。这是螺和女人有关的另外一种证明。采螺女其实就是螺本身,她们在风雨里幻化,让世人感到深深的迷惑。螺与女人的关联变得如此密切,以致它以后径直成了女人的古怪象征。而一旦从里面钻出美丽的少女,似乎已经不再令人诧异。

唐代的薛用弱所撰写的《集异记•邓元佐》,记载一个名叫邓元佐的颖川人,终日游学在外。一天将抵达苏州,却误入一条曲折危险的小路,十多里地没有见到人家,满眼望去,只有漫漫荒草而已。当时天色已近黄昏,元佐忽然看见了灯火,就赶紧找寻过去,只见一间蜗牛壳状的小屋,里面住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子。元佐就敲门说,我迷了路,希望娘子能够容我留宿一夜。那女子答应了他的请求,让他坐上土榻,又端来美食招待,而后又伴着元佐就寝,风流快活了一夜。天明后元佐才发现自己原来置身于田野,身边卧有一枚大螺。元佐想起昨晚吃的美食,不觉呕吐起来,吐出来的都是青泥。元佐感叹良久,并没有去伤害那螺。从此投身于道观,再不出门旅游。

这是田螺直接幻化为女人的另一个事例。它再次向我们证实了这种腹足类软体生物的奇妙。与狐狸精截然不同,它的形象看起来是如此卑贱,以致游学者邓元佐会在事后呕吐不已,但它就是零成本的乡村女人的化身,质朴而又美丽,与田野、泥土和黑夜完全融为一体。
 
羽衣仙女VS田螺姑娘
 
田螺姑娘故事,在中国有着各种类似的叙事母本,除了我们提及的牛郎织女(董永七仙女),还有傣族的“召树屯与南木诺娜”,而更具全球性观赏价值的,则是著名的“羽衣仙女”故事。

晋代干宝的《搜神记》卷十四(另见《太平广记》卷第四百六十三•禽鸟四),记载了一位豫章郡新喻县(今江西新余)农民的奇遇。当年他看见田野中有六七个美女,全都穿着羽毛做的衣服,他不知道那是羽衣仙女,就匍匐着靠近她们,拿到了其中一位脱下的羽衣,把它偷藏了起来,然后现身走向那些仙女,她们受了惊吓,赶紧各自飞走了,只剩下一个仙女无法还原成鸟形,结果成了农夫的俘虏。他大喜过望,娶了这个仙女做自己的妻子,还跟这个会飞翔的妻子生下三个女儿。但仙女显然对这个粗俗的男人非常厌恶。她忍耐了很久,等到孩子长大,指使她们向父亲打探羽衣的下落,知道它藏在稻谷下面,便找机会偷取出来穿在身上,悄然飞走了。后来她又带着羽衣来迎接三个女儿,领着她们一起飞走,从此一去不返。可怜的农夫水中捞月,他的家园理想最终成了飘摇的泡影 。

但《敦煌变文集》里所辑录的《搜神记》,却与现今流行的版本大相径庭。它叙说农夫与仙女结婚之后,生下一个儿子名叫田章,五岁时受董仲先生(疑为董仲舒之讹记)指点,找到了飞走的母亲,又被母亲以羽衣送上天庭,被天帝所怜恤,教了他许多方术,还授其八卷天书,从此通晓天文地理。返回人间后,其少年才学迅速传扬开去,消息一直传到京城,天子龙颜大悦,提拔他当了宰相,实现了一个守法农民所能企及的最高理想。
 
然而,就大多数农民而言,与会飞翔的妻子相比,田螺(海螺)姑娘无疑显得更为忠诚可靠。她们爬行在潮湿而芬芳的土地上,或者停栖于池塘与小河的水线下,安静得像一些细小的雕塑,接受着来自贫苦农夫的思念。没有任何事变能够击破这种卑微而宁静的生活图式。
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,田螺成了中国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。在那些炎热的夏季之夜,食客们的嘴脸浮现在大排档的灯光下,仿佛是一些和平的杀戮者,沉醉于田螺的廉价的鲜美之中。这是城市欲望开始无限膨胀的时代,它粗暴地退出了对于螺女的天真记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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